上世纪70年代初,尼克松访华。美国公众在电视新闻转播中看到了之前感到神秘而又陌生的一切:尼克松专车经过的空阔的大街、毛泽东书房里零乱的藏书、简易沙发边的白色痰盂……尼克松在与周恩来会面时不禁感叹自己来到一个神秘的国家。

　　改革开放之前的中国难以摆脱西方人眼里的神秘感,因为,闭关锁国使得西方国家难以全面了解中国。“距离产生神秘”,人们对于不熟悉的东西往往感到神秘,抱有猎奇之心。“距离产生神秘”的现象在法学院的学术研究领域也是存在的。大学自诞生之日起以追求真理、传递文明为使命,大学教授以创造新知识为己任,以撰写学术论文为乐。了解美国大学的人们不难发现,尽管法学院、商学院是当下大学最热门的机构,大学靠它们招财进宝,学生们趋之若鹜,但他们当年却受到了传统专业学院的排挤以及鄙视,后者认为法学院及商学院培养的是利欲熏心之徒,偏离了大学的使命,甚至不允许法学院商学院进入高雅的校园。

　　法学院不满足于担当大学“钱袋子”的角色,然而,改变窘境并非易事。与大学其他专业的学科定位相比,它存在先天不足。法学当然与自然科学风马牛不相及,它也不是社会学、经济学或者人类学这样的社会科学。在从事人文学科的学者看来,法学是追逐金钱的接地气行当,是不能与追求真理与人文情怀的它们为伍的。如此看来,法学成了难以归类的学科。法学的上述尴尬局面反映了其学科本身的特征,即它们从产生之始便属于职业教育,法学院以培养合格的法律人为己任,大学开设法学院的最初着眼点在于这样要比师傅带徒弟的传统模式更加经济。

　　大学教授的主流文化是追求学术,法学教授概莫能外,何况法学教授多数对实务不感兴趣。美国法学院的教师一般毕业于哈佛、耶鲁等精英法学院,他们即使从事过短暂的实务工作,也是三心二意,因为他们认为进入象牙塔对学术孜孜以求才是正道。我国法学教授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苦于理论与实务的鸿沟,忍受着其他学科嘲笑“法学的幼稚”。法学教授们为了摆脱幼稚形象,努力借鉴学习其他学科的研究方法,对高大上的纯学术研究孜孜以求。一时间,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时髦的研究方法风靡一时。法经济学运用所谓“成本——收益”这个化繁为简的分析工具,对于复杂的社会现象显得很有解释力。不少学者抱怨经济学研究方法的侵入,称之为“经济学帝国主义”,但法学界有些学者苦于法学研究无法做到自给自足,对于经济学是自觉自愿的卖身投靠。

　　某次学术研讨会上,满场学者在晒法经济学、法社会学、法人类学等研究方法。一位仁兄用所谓话语理论绘声绘色地分析警察讯问犯罪嫌疑人的对话,不少人听得津津有味。我在提问环节说:“您的研究方法我很新鲜,但恕我直言,您目睹的这个讯问可能是对警察讯问的初印象。由于对警察讯问不熟悉,您作为书斋里的学者对这个场面感觉很是新鲜。这就好像外星人初次来到地球,他们会对地球人的生活事无巨细都充满了好奇,而地球人早已司空见惯。法学学者的研究对象是具体鲜活的司法实践活动,这就要求我们必须熟悉研究对象,不能用外星人的眼光来看待世间生活。法学教授要接地气,不能做来自星星的你!”

　　                                                                                                                            (作者系中国政法大学教授)